《孟子·尽心》中，有一段对话，却多少地接触到真相：

公孙丑曰：《诗》曰：“不素餐兮。”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孟子曰：君子居是国也，其君用之，则安富尊荣；其子弟从之，则孝悌忠信。“不素餐兮”，孰大于是？

公孙丑对君子之不耕而食不理解，便去请教老师，孟子说：贤能的君子，得到国君的重用，受到安富尊荣的礼遇，他的子弟追随他，受到道德上的感化，这就已经完成不素餐的最大责任，这和孟子的劳心劳力说是一致的。就孟子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，他的话不算错。上层集团的人物，如果对社会的精神生活能起示范的推动的作用，也就有了极大的贡献，种田和猎兽并非检验他们对社会贡献的主要准绳。我们如果把诗中的君子看做有权位的官绅，他在安富尊荣之余，能把自己的子弟教导好，也是值得称赞的，这些子弟品行的优劣，对社会是很有影响的。

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仁义》说：“《诗》曰：坎坎伐檀，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先其事，后其食，谓之治身。”他把伐檀人和君子看做同一主体，是否正确，另当别论，但他把这个君子看做不吃白饭的实干家，还是和“不素餐”的原意相符。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说：“夫君子之人岂必从事力作；即从事力作，如伐檀及稼穑、狩猎诸事，庸夫类为之，皆自食其力，君子为此，何以见其贤？”又说：“此诗美君子之不素餐。‘不稼’四句只是借小人以形君子，亦借君子以骂小人，乃反衬不素餐不义耳。末二句始露其旨。”后一段说得尤为警辟，前一段实是对孟子之说的补充。

恃势仗权，不劳而食的上层人物历来就有，诗中要骂的就是这些人，但为小民做些实事，自己的生活也过得优厚些的君子也有，诗中要赞扬的就是这些人。诗人的爱憎是从下层中提炼得来的。

孟子和姚际恒自然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分工的认识，劳心劳力之说，在他们又是两者人格上高下的标志，但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说，对智力价值的评价高于体力价值不能说是谬论，只是人格上应当同样得到尊重。

苦乐不均、贫富悬殊的对立现象，在历史上是存在的，具有正义感的诗人也曾揭露反映，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便是著名例子，但对《伐檀》诗中的君子，却是褒而非贬。但这说法只是一家之言，未必完全正确。

笔者的说法不一定正确，只能作为一家之言，但过去却不敢说，也无处表达，因为《伐檀》中的君子等于是一只死老虎了，不但如此，古书中出现的“君子”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被目为反面人物。这一篇文章，看了袁宝泉、陈智贤合著的《诗经探微》而更有同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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